弘揚“工匠精神”、厚植工匠文化，培育眾多“中國工匠”，這些詞語寫進了政府工作報告，顯示培育“中國工匠”的訴求已上升為國家意志和全民共識。李克強總理在作政府工作報告時也提出，深入實施《中國制造2025》，首次明確把發展“智能制造”作為主攻方向。

如何實現中國制造向中國創造轉變、中國速度向中國質量轉變、中國產品向中國品牌轉變，完成中國制造由大變強的任務？實現這一轉變的“中國工匠”從哪里來？兩會期間，不同行業的代表們建言獻策。

職業院校是培養能工巧匠主陣地

一項統計顯示，在日本，整個產業工人隊伍中，高級技工占比40%，德國高達50%。而中國這一比例僅為5%，全國高級技工缺口近1000萬人。

統計同時顯示，由于產業工人整體素質不高，中國勞動生產率水平僅為世界平均水平的40%，相當于美國的7.4%。“這也是我國工業制造‘大而不強’的主要原因之一。”中華全國總工會黨組成員李守鎮曾經分析表示。

凡是工業強國必然是技師技工的大國。但是一支懂技術會創新、敢擔當的產業工人隊伍該如何造就？

“這首先是社會認同的問題，在德國、日本，家庭里如果出一個能工巧匠，都倍感榮耀。”全國人大代表、華工科技產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馬新強說，重塑“工匠精神”，培養大批高技能人才是適應供給側改革、補齊“中國制造”短板的必然要求。

“職業院校是培養能工巧匠的主陣地。但符合《中國制造2025》人機合一的能工巧匠培養機制和能工巧匠需求預測系統還未有效建立，人才培養規劃難以對接落實。”全國人大代表、浙江省湖州市政協副主席沈琪芳說。

沈琪芳在浙江實地調研中發現，因培養周期長、養不起、留不住，企業對技能人才培養積極性不高；校企合作保障機制盡管已搭建起來，但缺乏有效措施，運行困難；能工巧匠培養缺乏社會參與，特別是行業協會的作用遠未發揮到位；作為培養能工巧匠主體的職業院校，缺乏培養標準和體系。

“能工巧匠的培養是一個系統工程，需要政府牽頭，各部門、行業企業、職業院校、社會培訓機構明確職責、明晰事權、通力合作，構建高效、規范、長期的多元化、市場化培養體系。”面對社會專門人才培養的種種癥結，沈琪芳開出良方。

沈琪芳建議，搭建能工巧匠培養院校與企業對接平臺，探索校企合作網絡辦事機制，簡化企業獲得政府校企合作獎勵經費和稅收優惠政策；推進校企股份合作模式，共建產學合作機構、培訓專業、課程、實踐基地等；推進“職業技術培訓園區+科技園區”的建設，形成具有產學研特點的職業技術培訓園區化發展態勢。鼓勵職業院校根據專業特點興辦校辦企業。

全國人大代表、北京奔馳汽車有限公司汽車裝調工、首席技師趙郁說，校企合作長期停留在一般化狀態，甚至一些院校的校企合作關系主要還靠“人情維系”，而不是通過立法及制度機制保障。“1996年公布實施的《職業教育法》已不能適應人才培養的需求，建議盡快修訂《職業教育法》和完善職業教育法律體系。”

高校人才培養也要“去產能”

全國人大代表、中國船舶重工集團公司第702研究所副所長兼工程師顏開，因“蛟龍號”載人潛水器而為人熟知，他給記者講了個故事：2008年，船舶行業形勢好，造船廠有接不完的訂單，甚至都不要太高的技術。但受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這幾年船舶業變得不景氣產能過剩。有的民營船廠投入巨資新建了船臺，還沒來得及投入使用就倒閉了。

“世界造船中心原來在歐洲，現在轉移到中日韓，歐洲只做豪華游艇等高技術船，反而受金融危機的影響不大。”顏開說，中國的船舶業就面臨著向智能制造業轉型的挑戰。

“要向智能制造業轉型，我感覺培養人的問題是首位的。”顏開的研究隊伍大部分是40歲以下的年輕人，他把這些年輕人和自己那一代人比，年輕人在大學里課程開設得比較多，外語都不錯，但是基礎課程方面弱化了很多。比如，顏開讀書時，高等數學學習3個學期，理論力學、材料力學至少學習一個學年，而現在也就學幾十學時，“基礎打不好，感覺做研究根本不行”。高校人才培養也要“去產能”。顏開粗略計算了一下，全國開設船舶工程專業的高校就有30多所，船舶行業形勢好的時候，專業人才供不應求，而現在形勢發生了變化，但是高校并沒有及時調整規模。中國船舶業在向先進制造業轉型，學校的人才培養內容、培養模式顯然也跟不上這一變化。

“中國制造大而不強，核心是創新能力不強，實質是人才不強。”全國人大代表、江蘇大學黨委書記袁壽其建議，鼓勵行業企業深度參與高校人才培養以及與制造業相關的一流學科建設，通過擴大制造業重大基礎研究、重大科研攻關方向的博士研究生培養規模，促進高校學科專業發展與產業發展同步，不斷提高高校人才培養與產業發展需求的吻合度。

袁壽其引用了著名教育改革家裴斯泰洛齊的精辟觀點：“把學校與工場結合起來，并在制度激勵和約束下辦學的時候，新的一代必然會培養起來。”在袁壽其看來，這也是提升大學生工程實踐能力，為推進中國制造轉型升級提供動力保障的關鍵路徑。（記者 趙秀紅 劉博智）